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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关键还是要看标的质量和发行时点，新券供给充裕，投资者对标的筛选严格；券商发行风险肯定在增加，但从目前来看，除个别案例以外，还是能平稳发行。”机构减持转债一级市场涌现的“弃购潮”主要受二级市场行情影响，A股二季度深度回调，可转债大面积破发，二季度机构投资者陆续降低对可转债的持仓。
在讨论谈判过程中，内地和香港专家都表现出了高度负责的专业精神和优良的专业素养，彼此都很注意倾听对方的意见，畅所欲言，互相学习，合作非常愉快。在此期间，双方每一位专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供了专业意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其中，有位香港大学法学院的何美欢教授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梁定邦大律师在确定方向和总体架构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具体的法律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却是由何美欢女士承担的。何美欢瘦小、文弱，生活中寡言少语，但工作中却十分专业干练、犀利，让人产生一种信赖感。何美欢女士是学养深厚广博、学风扎实、注重法律实践的法律专家，在中外法律界享有很高声誉。我们每一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由她在会前不辞辛苦十分清晰地一一列出，并针对每一问题附上各国类似问题的法律条文供我们参考。每一次讨论，她都旁征博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专业意见。应该说她在我们法律专家组的工作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也是最辛苦的一位。
1995年底从证监会发行部回到深圳证管办之后，我一方面为给B股市场输送新鲜血液，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企业而忙，另一方面逐渐地把精力转向监管。1998年1月我开始主持证管办工作，便把证管办的工作重心转向主动监管。要胜任监管，就必须有一支价值观正确、作风过硬的队伍。因此，在监管实践中，我把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方法引导，意志品质和工作作风培养，包括持续十年的徒步重走红军长征路革命传统教育，逐渐在深圳证监局培养出了一支具有“思想、责任、创新、强势”理念，“不畏难，不信邪，勇往直前”精神，思想方法正确，监管作风过硬，被誉为“没有信仰危机”的监管铁军。
在这次个税改革中填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时，她特意与丈夫商量，选择在自己名下扣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再加上“赡养老人”，一共能享受三项附加扣除。新个税法不仅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提振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增长也有一定的贡献。“从长期看，新个税法的落地为居民消费提供了政策导向和能力配给的双重贡献，在实实在在提升居民获得感和满意感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消费市场的信心，而且发挥了税制改革对消费市场的乘法效应。”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分析道，“个税改革的政策影响，除了减税降负以外，还适应了扩大消费的市场需要，这既体现在个税改革本身带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反映在居民消费预期的有效引导。”
改革开放走到了1990年，深圳股份制试点的示范效应已经显现，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相继开始股票交易，全国其他地方的股份制改革热情也开始躁动，并出现了失序现象。为维护改革秩序，避免一哄而起，保证改革成功，国务院办公厅在1990年10月26日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国办发明电[1990]37号），《通知》明确一是除上海、深圳之外，暂不扩大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试点范围；二是要求上海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在继续搞好试点的同时，研究制定有关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试点的规范制度和管理办法，在报经国家体改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发布实施。国务院办公厅的这个通知的确恰逢其时，因为一方面全国各地的股份制改革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改革秩序和改革规范却难以保证。为了在股份制改革中维护和保证国有资产权益，保护投资公众的合法权益和保证改革顺利成功，股份制改革必须有序试点，探索实践，总结经验，并将其规范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文件，指导规范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发行交易。
同时，将主体评级不低于AA级的银行永续债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常备借贷便利（SLF）和再贷款的合格担保品范围。对这护航商业银行永续债的工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展开点评：“央行创设这个工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商业银行永续债市场的发展。对银行而言，永续债是长期资金，没有问题；但对持有人而言，它是一个长期债权，而且这个债权无固定期限，不能赎回。如果持有人在持有的时候需要流动性，就得把手里的债券再卖出去，这时候，考虑到这个市场刚刚起来，缺乏深度和广度，万一这个市场上卖不出去，那持有人就没有流动性，那持有人可能就不会去买银行的永续债。”
